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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mbie,王辉斌:唐后乐府述论,订单查询

发布时间:2019-04-19  分类:我们的头条  作者:admin  浏览:320

乐府诗开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唐后乐府”。“唐后乐府”的“唐后”,所指为宋、辽、金、元、明、清六个朝代,其间凡九五〇年的前史。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是乐府诗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顶峰,其成果既卓,影响亦众,且名zombie,王辉斌:唐后乐府述论,订单查询篇佳作,包罗万象,而所涉之体裁领域,则较“前乐府”与“汉唐乐府”更为广大与丰厚。据不完全计算,这我国商标专网一时期的乐府诗数量,为前两个阶段总数的十数倍,仅以竹枝类乐府(含具有竹枝词特征的绝句诗,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等,详细详下)为例,“前乐府”虽无竹枝词可言,“汉唐乐府”也只要七人整三十首[1],但清代却有二二〇〇〇首之多[2],这一实况标明,宋、金、元、明、清之竹枝类乐府,乃是甚为昌盛昌盛的。依此而推之,“唐后乐府”为我国乐府诗史上的一方重镇,则乃显而易见。而现实也正是如此。以下将“唐后乐府”九五〇年的开展概貌,分为四个时期,略而述论之。

一、宋辽金乐府诗一瞥

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在今河南开封即帝位,改元建隆,前史上的宋朝(北宋),即因此而始;公元一一二七年,宋室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一五二年后的公元一二七九年,宋末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消亡。辽建国于公元九〇七年,开始国号为契丹,二十二年后改国号为辽(一说为三十二年后),五十四年后复称契丹,八十三年后又仍称为辽,再五十九后的公元一一二五年,为金所灭。在辽建国二〇八年后的天庆五年(一一一五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在今黑龙江阿城白乡镇树立大金国,并改年号收国,这以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并再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至金哀宗天兴元年(一二三四),为蒙古所灭。从辽建国的公元九〇七始,至金为蒙古所灭的公元一二三四年止,其间凡三二七年,此即为“唐后乐府”阶段之宋、辽、金时期。

别舔

宋、金、元三朝的乐府诗,以两宋为主,金次之,辽则再次之。

宋代的乐府诗,首要由旧题乐府(古乐府)与新题乐府(新乐府)所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之分。宋代的旧题乐府,与唐代的旧题乐府大体相同,即其皆属模仿汉魏、六朝乐府而为[3],且介入的诗人数以百计,如梅尧臣、司马光、苏轼、陈与义、文彥博、张方平、张载、周紫芝、戴复古、刘克庄、汪元量等,即皆为其时乐府诗界之闻人。其间,张载(1020—1077)为出名的理学家,却以一组《古乐府》(共八题九首)而出名其时,而陆游(1125—1210)则以三十四题五十三首之量,成为有宋一代创造旧题乐府最多的一位诗人。陆游的旧题乐府,诚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之所言,“其诗言康复者,十之五六”[4]。以我国书店版《剑南诗稿》为例 ,其间如《关山月》、《长歌行》、《悲歌行》、《胡无人》、《将进酒》、《行路难》等,即皆与“言康复”相关,而构成了宋代旧题乐府中的一个亮光亮点。宋代旧题乐府的特征,要而言之,首要体现为:(1)重视时势与今事、新事,而罕见触及“本事”或旧事者,如梅尧臣《猛虎行》、司马光《苦寒行》、刘敞《猛虎行》、周紫芝《公无渡河》、李弥逊《行路难》、陆游《悲歌行》等,即皆属如此。而陆游的五十多首旧题乐府,则又可称之为这方面的一个模范。(2)由于“五代之乱,雅乐废坏”[5]、“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6]的原因,导致了宋代旧题乐府均与音乐无涉,即使能为人所传唱者,所伴奏也为作者或歌者克己之新乐,或许以它曲而为之,对此,拙著《唐后乐府诗史》榜首章第三节已言之甚详,此不具述。(3)考究方式美。这一特征又详细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一是句式的齐言,二为对偶句的运用,三即近体与古体兼为。

由于“靖康之变”的前史原因,南渡后的宋室,屡次遭受金国与蒙元的侵袭,因之,抗金与抗元,即成为了其时许多诗人重视的大事,所以,这一时期旧题乐府所反映的体裁与内容,简直无不与此联系密切。仍以陆游为例,上举其《关山月》、《长歌行》、《悲歌行》、《胡无人》、《将进酒》等,即皆为其以旧题乐府反映抗金、爱国思维之篇什,其间尤以《悲歌行》之“抗胡”建议最为激烈。而诗篇在南宋就有“诗史”之称的汪元量(1214—1317后),其《水聚集》中的《燕歌行》一诗,因从另一视点写出了诗人的哀痛与气愤,而成为南宋旧题乐府中的一篇宏构。全诗为:

冬风刮地愁云彤,草木烂死黄尘蒙。捶鞞伐鼓声冬冬,金鞍铁马摇小巧。将军浩气吞长虹,幽并健儿胆力雄。车轧轧,驰先冲,甲戈相拨声摩空。雁行兼贯弯角弓,披霜踏雪渡海东。斗血浸野吹腥风,捐躯报国效死忠。鼓衰矢竭谁收功,将军卸甲入九重。锦袍宣赐金团龙,皇帝赐宴葡萄宫。烹龙炰鸾割驼峰,紫霞潋滟琉璃钟。天彦有喜春融融,乞与窈窕双芙蓉。虎符腰佩官盖穹,归来贺客皆王公。戟门和气春风中,佳人左右好花红,朝歌夜舞何时穷。岂知疆场雨湿悲风急,冤魂战鬼成行泣[7]。

此诗最大的特征,首要在于突破了狭窄的民族成见与地域约束,而将其时北方元军战士的不幸遭遇进行了照实述写,以标明对其之关心与怜惜。其时的状况是:汪元量在南宋亡国之后,因受元人钳制而随三宫北迁大都,并于北方停留达十余年之久,这首《燕歌行》即为其停留大都时的产品。诗的最终两句以“自问”的方式,既表达了作者对元兵不幸遭遇的殷切怜惜,又于蒙元“将军”们的荒淫日子进行了无情批判。全诗对战役的描绘,对将士们勇敢杀敌的讴歌,以及对环境烘托的艺术处理等,都堪与唐人高适的《燕歌行》比美。

除了旧题乐府外,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等,也颇具成果与特征。“即事类乐府”指的是“即事名篇”之类的新乐府,如王禹偁《畲田词》、苏舜钦《田家词》、梅尧臣《田家语》、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杨万里《圩丁词》、周紫芝《圩氓叹》、谢翱《废居行》等,这些诗或病时,或伤民,均与唐代“忧黎元”的新乐府精力一脉相承。宋代的宫词类乐府适当昌盛兴旺,且多为连章体之作,如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张公痒、胡伟、周彦质、王仲修、岳珂等人,就都有整百首的《宫词》传世。而宋徽宗的《宫词三百首》,不仅仅宋代宫词数量最多的一组大型连章体,而且也代表着宋代宫词类乐府的最高成果,并给明、清时期的宫词创造以很大影响。

辽、金时期的乐府诗,也是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所构成,但后者之于前者而言,却简直是无以比较的。据张涤云等《全辽诗话》、陈衍《辽诗纪事》、郭元釪《全金诗》等可知,辽代的旧题乐府,仅有邢具瞻《出塞》一诗,金代则有近三十首左右,如李献甫《长安行》、雷琯《商歌》十首、萧贡《古采莲曲》、王郁《古分别》、元好问《步虚词》三首等。其间,最值一读的是雷琯《商歌》十首。这组旧题乐府以“诗序合一”的方式,将“秦民之东徙者,馀数十万口,携持负载,络绎山沟间,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室庐,饥羸露出,滨死无几”的实况,进行了照实反映,颇具“悲不行禁”的感人力气。全诗言语朴素,情调悲婉,作者的爱国之心倍思克机油与忧民之情,即皆从中得以充分体现。

辽、金二代介入新乐府创造的诗人,现可知者,共有三十七人,即辽十二人,诗十二题二十二首;金二十zombie,王辉斌:唐后乐府述论,订单查询五人,诗一二○首左右,算计一四○余首。辽代的代表诗人为萧观音,诗二题十一首,金代的代表诗人为元好问,诗三十九题五十六首[8]。萧观音生卒年无考,其代表作为《十香词》十首,所写皆为其在宫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具有较强的自传体性质。元如问(1190—1257)是金代出名诗人,其五十六首新题乐府,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丧乱诗,忧民诗,国都诗,其间前二类为其精华,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与显着的时代特征。丧乱诗彩田友也香的代表作,有《续小娘歌》十首、《西楼曲》、《后芳华怨》、《湘中咏》、《南冠行》等,首要述写战役对家、国的损坏;忧民诗的要点为乡村体裁,所以称之为“乡村乐府”,代表作有《宛丘叹》、《驱猪行》等,是作者在任宛丘县令时的“即事名篇”之产品。此外,金代诗人这迎的《河防行》、《修城行》、《淮安行》、《摧车行》、《败车行》等,也颇具元好问《驱猪行》等之显着时代特征的。整体而言,辽、金二代的新题乐府,以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为其要点zombie,王辉斌:唐后乐府述论,订单查询,其数量尽管远不及宋代的同类之作,但在成果与特征方面,却一点也不差劲。

二、蒙元之新变古乐府

蒙元一代的乐府诗,首要是由旧题乐府、新题乐府、“新变古乐府”三者所构成,且后者的诗人之多,数量之众,成果之卓,影响之大,乃远非前二者可比。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元代乐面瘫老公早上好府诗悬殊于“前乐府”、“汉唐乐府”与宋代乐府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元代乐府诗的这种zombie,王辉斌:唐后乐府述论,订单查询“悬殊”特征,关于明、清两朝的乐府诗而言,也是颇具影响的,而明代的乐府诗,则又尤为显着。

在上述三类乐府诗中,旧题乐府是元代诗人介入最少的一类,且其旧题还包括着唐人的自立异题,如《桃源行》(王维)、《丽人行》(杜甫)、《征妇怨》(张籍),以及宫词与竹枝词等,因此,真实的汉魏乐府旧题在元诗中是并不多见的。元代的旧题乐府尽管数量不多,但其却与金、宋二代的旧题乐府相同,都具有以旧题写时势、今事、新事的特征,如袁桷《行路难》二首、宋无《乌夜啼》、《公无渡河》、《战城南》、刘因《白马篇》、《明妃曲》、刘秉忠《远分别》等[9],即皆为其例。不独如此,元代的这类乐府诗还根本无“本事”可言。此外,元诗中还有一些“变格”的旧题乐府,如郭昂《白头行》(“正格”为《白头吟》)等。凡此,均是旧题乐府在元代已发生改变的一种详细反映。

新题乐府之于元代,不只多名篇佳作,而且简直皆为即事类乐府,此则标明,元代诗人们关于社会现实之种种,乃是适当重视的。据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与癸集可知,元代只要是与乐府诗打过交道的诗人,就都曾创造过数量不等的即事类乐府,这是前此各个时期之乐府诗人所无以比较的。而还值留意的是,元代的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也大都以创造新题乐府为能事,如西域蒙古族诗人马祖常1279—1338)的《缫丝行》、《踏水车行》、《室妇叹》、《息氓传》、《拾麦女歌》等,“本答失蛮氏”诗人萨都刺(约1272—1355)的《鬻女谣》、《征妇怨》、《鼎湖哀》、《江南怨》等,突厥诗人迺贤(1309—1368)的《新堤谣》、《新乡媪》、《枫亭女》等,就都是一些“忧黎元”的优异之作。这些新题乐府,或对“父老踏车足生茧,日中无饭依车哭”的景况,标明殷切的怜惜与关心(马祖常《踏水车行》);或于执政者的骄奢淫逸,予以极无情斥责与抨击(萨都刺《鬻女谣》);或将“蓬头赤脚”的“新乡媪”与“恨身不作三韩女”的“三韩女”进行比较,以突显“新乡媪”日子的水火之中(迺《新乡媪》),等等,皆可与白居易《新乐府》并论。而更有被时人称之为zombie,王辉斌:唐后乐府述论,订单查询元代《石壕吏》、读之而“使人痛哭流涕”的,如迺贤《枫亭女》即为其例(林唐臣《林登州集》卷九)。凡此,均是诗人们病时伤民思维的最佳体现。

所谓“新变古乐府”,是指元代中、晚期之际以杨维桢(1296—1370)、李孝光(1285—1348)为代表的一批“古乐府”,且以杨维桢的乐府诗集《铁崖古乐府》而得名。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为其门人吴复所编定,凡十卷,其间的“古乐府”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为乐府旧题,一为乐府新题。旧题又可分为四端:一为“前乐府”题,如《履霜操》、《别鹤操》等;一为汉魏乐府题,如《梁父吟》、《将进酒》等;一为六朝乐府题,如《乌夜啼》、《采菱曲》等,一为唐人诗题,如杜甫《丽人行》、李贺《花游曲》等。新题尽管全为作者所创制,但又有两种类型:一为与汉魏旧题类似的三字题,如《平原君》、《冯家女》、《三青鸟》、《大人词》、《地震谣》等(也有少量二字题或四字题,兹不例举);一为五字以上的古体诗题,或可称之为杂言题,如《桂水五千里》、《道人一亩宅》、《禽演赠丁道人》、《佛郞国进天马歌》、《奉使歌美答理麻氏也》、《蔡君健五世家庆图诗》等,五字、六字、七字、九字均有。这两类“古乐府”所述写之体裁内容,均甚为丰厚多彩,如咏史、感时、病民、送行、旅游等,乃包罗万象,总归,其所包括者,皆以时势、今事、新事为主,即如咏史一类,也重在鉴今与喻今。如《铁崖逸篇》卷三所录入之《山头鹿》一诗,即为其代表:

山头鹿,距跄跄,目瞠瞠。田租未了压盐租,夫死亭官杓头杖。夫死捉少妻,拷妻折髁不能啼。妻投河,作河妇,狱丁捉白头母[10]。

全诗所述写者为:老公因不胜田租与盐租的重负,而死于“亭官杓头杖”,其妻则又因不胜拷逼而投河自尽,所以,狱丁即将其白头老母拘捕入狱,就这样,相依为命的一家三口,均成为了元代租赋的牺牲品。此诗尽管篇幅矮小,但却字字泪,句句血,确可与“开元杜家史”中的“三吏”、“三别”等作并读。

而李孝光《五峰集》卷三中的一卷“古乐府骚”(含补遗共五十三首),在制题方面则较杨维桢“古乐府”更为特别,也即其“杂言”的成份更重。李孝光之所以称这一卷乐府诗为“古乐府骚”者,首要是指这卷“古乐府”皆以“楚辞体”之体现办法认为,也即于句中多用“兮”字等虚词,如“神哗哗兮来下”(《书<窈窕图>后》)、“君乘马兮”(《重见所思》)等。为便于知道,兹全文抄写《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一诗如次:

嗟荪之生兮,亦在中林。窃独不管兮,恶木之阴。夫霜露之慅慅兮,而予愔愔。昔逢君之不见察兮,恐孺子之不任。苟返予于中路兮,尚当君之心。▇有瑳其佩兮,又何远于子之襟[11]。

这是一首典型的“楚辞体”之作,若非出自《五峰集》中之《古乐府骚》,后人是很难将其待之以“古乐府”的。而其《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这一诗题,则又较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为甚。《五峰集》中的“古乐府”诗题,不只如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相同,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题均有(《桐江》、《江桥树》、《福源精舍》、《再赋怡云诗》、《书<窈窕图>后哆点电脑客户端下载》、《择木为娄所性作》),而且还多有八字及以上之题,如《有车送朝从事行县》(八字题)、《云之阳送人之兄代之》(九字题)、《黄民尚所藏王若水<陶令归去图>》(十三字题)、《行则有车送李德章侍尊父入京师》(十四字题)等。仅就这些诗题言,可知《五峰集》中的“古乐府”,是皆不曾为前人所创造过的。关于杨维桢与李孝光各自会集的这种“古乐府”,拙著《唐后乐府诗史》将其称之为“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因革新而成的“新古乐府”[12]。

盛行于元代中、晚期的这种毫无制题规则可寻的“新古乐府”,自杨维桢与李孝光首先而为后,即因了二人的影响所造成的,而在其时形成了一股具有全国性特征的创造高潮,以至于成为了元代文学史上的一场“古乐府运动”。而且,其规划之大,参加的诗人之多,继续的时刻之长,均超过了唐代的“新乐府运动”[13]。尽管如此,但其一为“新乐府运动”,一为“古乐府运动”,二者的这一“新”一“旧”,关于推进乐府诗在中唐与元末的昌盛和开展,显然是起到了适当大的效果的。

三金珍锡、明乐府的创造实况

有明一代三百年的乐府诗创造,大致可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且各具成果与特征。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造,要而言之,首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详细为:

其一是“古乐府”。由于受以杨维桢、李孝光为代表的“古乐府运动”的影响,明初的“古乐府”创造,简直与元末无异,所以,盛行于其时的首要为“杨维桢式”的“新古乐府”。而其作者,则又简直全为杨维桢“铁崖门派”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以及与杨维桢联系密切的一批诗人,如钱唯善、刘基、胡奎、倪瓒、陈基、张简、张宪、顾德辉、胡翰等,即皆为创造这种“新古乐府”的代表诗人。但这些诗人的“新古乐府”与杨维桢、李孝光的同类之作比较,则又具有必定的差异,其间最大的不同点,是诗题多以汉魏乐府之“三字题”为主,如刘基《古镜词》、《起夜来》、《隔谷歌》,陈基《鸿雁篇》、《鸡凫行》、《新城行》、《刈草行》、《裁衣曲》、《边城曲》、《织锦篇》、《龙桥妇》,张宪《发白马》、《哀亡国》、《卖卜翁》、《匡复府》、《厓山行》、《烛龙行》等。这些“新古乐府”诗题,或咏史,或伤今,或斥吏,或悯农,大都以重视民生疾苦为主,因此具有激烈狐妖小红娘之尘雅缘的社会现实性与着显着的时代特征。

其二为旧题乐府。明初的另一部分诗人,尽管也以创造“古乐府”为主,但其却大都为旧题乐府,也即拟乐府旧题而为,其间,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英年早逝的高启。高启(1336—1374)为今江苏苏州人,“吴中四杰”之一(另“三杰”为杨基、张羽、徐贲),有《高青丘集》行世,其间卷一、卷二共收乐府诗一六六题一八三首。在这一八三首乐府诗中,袭用乐府旧题者凡九十四题一一三首,并以汉魏乐府为主,如《上之回》、《古分别》、《燕歌行》、《短歌行》、《长门怨》、《关山月》、《班婕妤》、《空侯引》、《巫山高》、《董逃行》、《将进酒》、《罗敷行》、《乌夜啼》、《陇头水》、《相逢行》、《妾薄命》、《君马黄》、《猛虎行》等。高启的这些旧题乐府,简直全属“古题新意”,且大都具有很强的即时性,因之,也可称之为拟旧题而为的即事类乐府。仅就这一特征言,高启的旧题乐府与陈基等人的“古乐府”是甚为共同的,即其都是一些重视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优异篇什。

其三即宫词类乐府。在“古乐府”与旧题乐府兴旺兴旺之时,部分诗人所创造之宫词类乐府,也甚为引人引目,如宋王朱权《宫词一百七首》、周定王朱橚《元宫词一百首》等。但比较于宋代的宫词类乐府,明初的这类乐府则存在着三方面的不同:一是作者全为“皇族派”成员,二是艺术性较宋宫词差劲许多;三是明初porom宫词如朱橚《元宫词》一〇〇首等,具有“史”的价值,可补正史之阙[14]。

明代中期与晚期的乐府诗创造,要点是拟乐府,且形成了一种创造高潮。所谓“拟乐府”,又称“拟古乐府”与“古乐府”,指的是模仿先唐时期何妍秀的乐府旧题而为,就其类型而言,首要可分为两种状况,一为旧题,一为新题。以旧题相拟者,即旧题乐府,也便是唐人所说的“古乐府”,但所拟题又有三种类型,一种如上抬高启《燕歌行》、《短歌行》汉魏古题等;一种为以“拟”而为,如袁宏道丧命情网《拟古乐府》十首等(后者为组诗,凡整十首)等;一种则为新题,如李东阳《申生怨》、《避火行》等。全属新题的乐府诗,称之为“古乐府”或“拟古乐府”者,首要是受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影响所造成的,这类新题“古乐府”,明代也有与之相异的,如诗题一般为汉乐府式的“三字题”,而罕见李孝光《古乐府骚》那样的“杂言题”者,即为其例。但无论是旧题抑或新题,都以写时势、今事、新事为主,写旧事者则次之。

明代拟乐府的代表人物为“二李一金”,即李东阳、李攀龙、金圣叹。李东阳(1447—1516)号西涯,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拟古乐府”的中坚,有《拟古乐府》一○一首(亦有作整一○○首的,即诗末无《花将军歌》一首)行世。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又别称为《古乐府》,前有《拟古乐府引》一文(亦有作“并序”的),为李东阳林纾瑾燃创造这组大型“古乐府”的理论依据。其间有云:

元杨廉夫力去陈俗而纵其辩博。……间取史书所载忠臣烈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激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出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低,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讴吟讽诵之际,亦将以自考焉[15]。

既交待了资料来历(“间取史书所载忠臣烈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又标明晰其意图之地点(“或因人出题,或缘事立义”),可见《拟古乐府》的创造动机,首要在于以古喻今、鉴今。而其实,这一组《拟古乐府》虽名为“拟古”,但诗题却全为新题,如《申生怨》、《绵山怨》、《屠兵来》、《筑城怨》、《避火行》、《挂剑曲》、《渐台水》、《卜相篇》、《国士行》、《昌国行》、《树中饿》、《邯郸贾》、《易水行》、《鸿门高》、《新丰行》、《淮阴叹》、《臣不如》、《殿上戏》、《宜阳引》等。这些诗题,或以前史人物命名,或前史事件命名,实则受杨维桢之咏史乐府所造成的。杨维桢现所存见的咏史乐府,除了《铁崖古乐府》中的一些与前史人物相关的篇什外,还有《铁崖咏史》(皆所谓“古乐府”)八卷,以及《铁崖逸编》八卷之部分,合计约四○○首左右[16]。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在数量上虽不及杨维桢咏史乐府,但却较其更具有前史的系统性,由于其所咏写的前史人物、前史事件,由先秦而明初,简直成为了其时的一部“我国简史”。而且,其“因人出题”与“缘事立义”的创造宗旨,也较杨维桢咏史乐府更挨近唐代“忧黎元”、“补时政”的新乐府精力。

李攀龙(1514—1570),“后七子”的领袖人物,其《沧溟集》收古乐府两卷,共一○九题一七九首诗(卷一为五十一题六十八首,卷二为五十八题一一一首)。这两卷古乐府与李东阳《拟古乐府》比较,则大有差异,其不同首要在于:(1)《沧溟集》所拟乐府题,如《翁离》、《东门行》、《陌上桑》、《战城南》、《饮马长城窟行》、《上留田行》、《燕歌行》、《艳歌行》等,乃全为汉魏六朝乐府古题(只要《塞上曲》一首为唐人新乐府题);(2)所写简直全为旧事,而与时势、今事、新事不相干,其间虽有与古题“本事”无涉者,如《董逃行》之写嫦娥、《秋胡行》之写“仕路难”等,但类此者很少。(3)整句袭用汉魏乐府者较多。金圣叹(1608—1661)的拟乐府,首要录入于其《狙击女神天使沉吟楼诗选》卷一,凡二十题三十五首,其题依次为:《望城行》、《前有一樽酒行》、《天行篇》、《招商歌》、《秋兰篇》、《飞尘篇》、《车遥遥》、《杂歌》、《日升歌》、《三光篇》、《夜坐吟》、《秋思引》、《悲落叶》、《杨花曲》、《泰平歌》、《永明乐》、《日出东南隅》、《惊雷歌》、《云歌》、《古歌铜雀辞》。所拟诗题,与李攀龙相同,即皆以唐前之古题而为,但喻今者较强,这是与李攀龙两卷古乐府的不同之处。此外,明代参加拟古乐府之创造者,还有顾璘、杨慎、姚咨、皇甫汸、李同芳等大批诗人,其所拟之题,或新题,或旧题,基本上不超出李东阳、李攀龙、金圣叹之拟题规划[17]。

明代中、晚期乐府诗创造的另一高潮,是流行大江南北的竹枝类乐府(含柳枝词、杨柳枝等)。与拟古乐府相同,明代的竹枝类乐府创造,也是受元代的影响所造成的。据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的计算,元代共有一五二人参加过竹枝词创造,竹枝词总数则为四八三首,其间,以杨维桢为代表的“西湖竹枝词酬唱”,影响巨大,而明代的竹枝词创造,则正是承续于“西湖竹枝词”(共有一二○人创造了三五八首竹枝词)。明代创造过竹枝类乐府的诗人,共有三○七人,竹枝词总数则为一八五八首,并呈现了徐芝瑞《西湖竹枝词百首》这样的大型组诗,诺和龙口服胰岛素凡此,皆为乐府诗史上之金勃特胶囊史无前例。由“西湖竹枝词”而开展为其时全国各地的“当地竹枝词”,是明代竹枝类乐府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sewowo“当地竹枝词”首要有:《镜湖竹枝词》(宋濂)、《太湖竹枝歌》(沈周)、《湘江竹枝词》(本武孟)、《婺州竹枝词》(黄枢)、《扬州竹枝词》(唐之淳)、《西蜀竹枝词》(林志)、《滇池竹枝词》(沐璘)、《长沙竹枝歌》(李东阳)、《茶陵竹枝歌》(李东阳)、《滇海竹枝词》(杨慎)、《滇南竹枝词》(吕及园)、《广州竹枝词》(田汝成)、《姑苏竹枝词》(陈尧)、《两山竹枝词》(王世贞)、《明洲竹枝词》(沈明臣)、《兰江竹枝词》(胡应麟)、《夔府竹枝词》(曹学佺)、《秦淮竹枝词》(钟惺)、《金陵竹枝词》(柳应芳)、《南海竹枝词》(钱秉镫)、《邯郸竹枝词》(吴绡)、《昆明竹枝词》(何蔚文)、《京师竹枝词》(段昕)、《燕都竹枝词》(沙张白)、《上海竹枝词》(顾或)等,仅就诗题中的地名言,这些竹枝词已触及到今浙江、江苏、江西、云南、湖南、重庆、广东、北京、河北、上海等省市。竹枝词最大的特征,是以描绘山川景物、当地风土人情为主,而这些当地竹枝词的面世,无疑是对当地习俗民意的一种最好宣扬。

四、清乐府的三大高标

由明而清,乐府诗的开展,体现出了三个极为显着的倾向,其尽管皆与明代乐府诗相关,但成果却均在明代乐府诗之上,而成为“唐后乐府”期间的三座高标。其实,这三座高标,也是我国乐府诗史上的三座高标,其所指依序为咏史乐府、竹枝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清代的这三类乐府诗,参加创造的诗人与著作数量既多,其成果、规划、气势亦史无前例,因此在其时的影响之大,也就自不待言。

(一)咏史乐府。清代的咏史乐府,尽管受杨维桢“铁崖咏史”的影响较大,但联系更为直接、显着的,则为李东阳《拟zombie,王辉斌:唐后乐府述论,订单查询古乐府》。这是由于,李东阳《拟古乐府》在咏史方面,更具有系统性(由先秦而明初),更能反映出前史变迁的本来面目,因此喻今与鉴今的特征也更为显着。所以,咏史乐府的创造之于有清一代,不只蔚成风气,而且多为大型连章体之作,如吴炎《今乐府》一〇○首、潘柽辛《今乐府》一〇○首、陈梓《今乐府》八十一首、郑世元《今乐府》八十一首、万斯同《明史乐府》六十八首、胡介祉《咏史新乐府》六十首、尤侗《明史乐府》一〇○首高校晋阶规律,以及熊金泰《三国志小乐府》一卷、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唐宋小乐府》一卷、张晋《续尤西堂明史乐府》一卷、舒位《春秋咏史乐府》一卷、邹均《读史乐府》一卷、袁学澜《春秋乐府》一卷等。而待至清代中、晚期之际,宋泽元则将杨维桢、李东阳、尤侗、洪亮吉四人的咏史乐府编为一集,取名为《四家咏史乐府》,并以多篇“并序”或“小序”的方式,对四人咏史乐府的成果与特征等,均进行了理性之总结与观照,这对助推其时咏史乐府的开展与昌盛,显然是具有不行轻视的效果的。

(二)宫词类乐府。与明代的宫词类乐府比较,清代宫词类乐府的作者,简直全为宫外诗人,即其大都与皇族毫无联系,因之,其所述写的宫中之人之事,与咏史类乐府相同,即皆属据史书之记载或坊间传说而为。这是宫词类乐府在清代走向社会的一种详细反映。据不完全计算,清代的宫词类乐府约有八千首左右,其间具有代表性者为:吴养原《东周宫词》三〇〇首、杨鼎昌《汉魏宫词》五〇〇余首、刘芑川《开天宫词》一〇〇首、吴省兰《五代宫词》一〇〇首、孟彬《十国宫词》一〇〇首、颜缉祜《汴京宫词》一〇〇首、李调元《南宋宫词》一〇〇首、赵士哲《辽宫词》一〇〇首、陆长春《辽金元宫词》一八○首、沈钦韩《金元宫词》二〇〇首、程嗣章《明宫词》一〇〇首、王誉昌《崇祯宫词》一八六首、高兆《启桢宫词》一〇〇首、佚名氏《前清宫词》一〇〇首、史梦兰《全史宫词》二〇〇〇首等。这些宫词类乐府,不只皆为大型连章体组诗,而且历代宫词,包罗万象,而史梦兰的《全史宫词》二〇〇〇首,则俨然为一部“上自轩辕,下至胜国”(孙樗《余墨偶谈》)的诗体通史演义。清代诗人们之所以乐于创造这些大型的连章体宫词,且历代之“宫事”皆有者,要害就在于可“补正史之长”(李调元《南宋宫词并序》),也即除文学的审美价值外,还具有“史”的文献价值。

(三)竹枝类乐府。清代的竹枝类乐府,如上所言,计约二二〇〇〇首,其数量之多,参加创造的诗人之众,均为乐府诗史之绝无仅有。清代的竹枝类乐府,较之明代以论,触及的地域更宽广,内容也更丰厚,因此其成果与特征也甚为显着。详细言之,则为:(1)面世了很多的海外竹枝词。这是一种全新体裁的竹枝词,如单道厘《日本竹枝词》、徐振《朝鲜竹枝词》、王芝《缅甸竹枝词》、丏香《越南竹枝词》、潘飞声《柏林竹枝词》、局中外行人《伦敦竹枝词》,以及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之《苏尼士河》、《马赛》、《巴黎》、《柏林》、《俄都比得堡》、《英都伦敦》等。这些竹枝词除了述写各国的民俗风情外,重要的是对其文明、修建、教育、工业革命所发生的改变等,均进行了较详细之介绍,这关于其时的中外文明交流,显然是起到了适当的效果的。(2)描绘汉民族的竹枝词与描绘少数民族的竹枝词交相辉映。描绘汉民族的竹枝词自不必说,描绘少数民族竹枝词的代表作,则有齐周华《苗疆竹枝词》、毕沅《红苗竹枝词》、舒位《黔苗竹枝词》、黄炳坤《南蛮竹枝词》、郑虎文《土家竹枝词》、陈克绳《西藏竹枝词》、郁永河《土番竹枝词》、李我《鄂伦春竹枝词》等。这类竹枝词,也是乐府诗史上之史无前例者。(3)注释较竹枝词所述写之内容更为丰厚,这在海外竹枝词中体现得尤为显着,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是一组由上、下卷组成共二〇一首的大型海外竹枝词,全诗对日本的来源、历代的典章制度、文明建设、习俗风情、以及与我国历朝之联系等,均进行了详细详细之注释,然后使得注释文字乃数十倍于诗的文字。除海外竹枝词外,少数民族竹枝词也多有注释者,其文字量也是数十倍或十数倍于诗的文字。这些注释文字与竹枝词文字并行的竹枝类乐府,不只较好地处理了读者有关前史、文明方面的妨碍,而且为也起到了很好的导读效果,一鸟二石,堪值称道。

清代的这三类乐府诗,尽管皆归于新题乐府的领域,且其成果与特征均甚为显着,但其却绝少病时、伤民之作,即如咏史乐府,也仅仅能“补正史之长”,度其原因,应与盛行于其时的各种文字狱不无联系,然其已超出了本章本节之规划,兹罢论。

注释:

[1]“汉唐乐府”中的竹枝词,仅唐代乐府中有七人三十首,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三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00页。

[2]关于清代的竹枝词及其数量,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31页。以下所言各朝及各种各类乐府诗的详细数量,所据者皆为此书,除特别状况外,一般不另注,特此说明。

[3]在宋人的旧题乐府中,还有一部分以唐人诗题为“旧题”者,如《征妇怨》、《楚宫行》等,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二章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81页。

[4]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书社1963年版,第91页。

[5红烧鸡肝]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一《乐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48页。

[6]钱良择《顾瑶光虎丘竹枝词序》,转引自陕西人民出书社2003年版《历代竹枝词》,第907页。

[7]汪元量《燕歌行》,胡才甫《汪元量集校注》卷三,浙江古籍出书社1999年版。第103页。

[8]关于辽、金二代的新乐府诗人数量与著作数量,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三章榜首节、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36—168页。

[9]在元代诗人中,最擅长于创造旧题乐府的诗人为刘因,关于刘因的旧题乐府,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四章第三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99—219页。

[10]杨维桢《山头鹿》,《杨维桢诗集铁崖逸编》卷三,浙江古籍出书社2010年版,第293页。

[11]李孝光《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李孝光集校注》卷三,上海社科院出书社2006年版,第99页。

[12]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36—251页。

[13]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榜首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20—235页。

[14]关于明初宫词类乐府的创造及其特征,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榜首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69—282页。

[15]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榜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00—2701页。

[16]关于杨维桢的咏史乐府及其数量,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榜首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13—330页。

[17]明代的拟乐府,如李东阳《拟古乐府》、李攀龙《古乐府》,曾一度遭受到时人与后人的批判,此不赘述,可详细拜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二节,第283—298页,《我国乐府诗批判史》第八章节榜首节,第331—344页,前者由黄山书社2010年出书,后者由武汉大学2017年出书。

(本文原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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